长江商报消息

　　本报评论员詹万承

　　据媒体报道，10月11日上午，广东佛山住建局在网站发布公告称，10月12日起放宽限购条件：已办理房地产权证超过5年（含）的住房产权转移，不纳入限购范围；允许佛山市户籍居民家庭增购一套7500元/平方米以下的住房。这是全国第一个明确放松限购政策的城市。当天23时24分，该局又在网站上通告称，为“综合评估政策影响”，暂缓执行该政策。

　　这起被称之为“史上最短命楼市新规”的闹剧，生动地演绎了朝令夕改这一成语的含义：从放宽限购条件到暂缓执行政策，一前一后迥然不同的两种政策方案，都出现在了10月11日这一天，而到楼市限购放宽令被紧急叫停之际，离政策真正的生效只剩36分钟。

　　今年4月曾有媒体报道，海口市拟停止执行楼市“限购令”，但最后被澄清为媒体误读。而此次佛山市住建局是在网站明文发布公告，想必是不存在媒体误读的可能。如果佛山果真实施楼市限购放宽令，那么将成为全国第一个明确放松限购政策的城市。一旦有个别城市突破限购防线，这当中的示范效用可以想见。

　　佛山试图放宽限购条件的原因再简单不过。据了解，佛山自今年3月实施限购令以来，成交每况愈下。公布的数据显示，未限购的第一季度，佛山五区新建住宅销售（含预售）成交面积达到262.69万平方米；第二季度，成交面积迅速下滑至135.40万平方米；刚过去的第三季度，成交面积持续下滑，仅为110.20万平方米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“限购令”对过热楼市经济打压效果无疑是明显的。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，还存在不同程度的依赖，在楼市不景气的前提之下，地方财政自然也受到波及。一言以蔽之，地方政府之所以敢在中央明令“限购令”要向二、三线城市推广的当下，仍试图放宽限购条件消融政策压力，原因就在于其背后存在强烈的利益诉求。

　　一个城市实施限购与否，现在似乎已经步入进退维谷的境地。以首推“限购令”的北京为例：不能提供连续5年以上在北京缴纳社会保险，及个人所得税的证明的非北京户籍家庭，都将暂停向其销售房屋，这势必加重了外来人口的相对剥夺感。其他城市的限购令虽不如北京严厉，但“误伤”具备真实购房的需求的外来人口的可能必然还是存在的。

　　“限购令”遭到这些人的抵制不足为奇，可现实却还是另一种情况，城市一旦实施限购再要试图解除，又同样遭到了舆论的不解与质疑。因为人们担心，解除限购不仅会使地方政府重拾土地财政，而且可能还会引来楼市的报复性反弹。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，但又都有各自的道理，因为两批质疑者，代表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。

　　限购政策不管是实施还是放宽，屡屡引发争议的症结在于，本应在政策制定之初充分考量论证的环节缺失，政策的制定者和当地的居住人口之间并未有效沟通，对限购与否、如何限购未曾取得较为一致的共识，于是这些必然存在的争议也被相应后置了，出现了如今的局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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